原创

我希望我是个红红的大苹果,

这跟吴佩孚如今的所作所为颇有类似,所以他才拿这件事堵段祺瑞的嘴,噎得段祺瑞说不出话来。
维皇汉九有,奠安东陆,时流漂荡,越在迍邅。缅维祖德,孰敢怠荒?复我邦家,义取自拯。故辛亥之役,化私为公,志在匡时,道维共济。袁乃睥睨神器,妄欲盗窃,内比奸邪,既多离德,外遂孱隤,甘为犬豚。是以四郊多垒,弗知惭悚,海陆空虚,弗思整训,财用匮竭,弗事劝徕,健雄失养,弗兴学艺,室如悬磬,野无青草,犹复养病外蒙,削国万里,失驭东鲁,屡堕岩疆,遂使满、蒙多离散之民,青、徐有包羞之妇,扼我封疆,揕我心腹,皇皇大邦,苟为侮戮,日蹙百里,媚兹一人。觉我侠士雄夫,所怒目切齿,惊惧忧危,而不可一朝居者也。夫天道健乾,义惟精一,在德则刚,制行为纯,故土不贰节,女不贰行,廉耻之失,谥曰贱淫,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自民族国家,威灼五陆,雄风所扇,政骛其公,国竞以群,是以乾德精刚,宜充斥里闾,洋溢众庶,旁魄沆瀣,蔚为骏雄,故辛亥之役,黜君崇民,扬公尊国,所以高隆人格,发扬众志,义至精而理至顺,故虽旧德老成,去君不失忠,改官不降节。袁氏身奉先朝,职为臣仆,华山归放,仅及四纪,载瞻陵阙,犹宜肃恭,故主犹存,天良安在?顾藐然以槽枥余生,不自揣量,妄欲以其君之不可者而自为其可,是何异饰马牛之骨,扬溲勃之灰,以加臭乎吾民,以淫污乎当世,而令我令公先德,皆为其贱淫,白璧黄金,尽渲其瑕秽,此尤我元戎巨帅,良将劲卒,硕士伟人,所同羞共愤,深恶痛绝,而不能曲为之宥者也。汇此种种,袁氏之恶,实上通于天,万死不赦。军府奉崇大义,慨念民生,谨托我黄祖威灵,恭行天罚,辄宣兹义辞,告我众士,招我同德。今将历数其罪,我国民其悉心以听!夫国为重器,神严尊惮,复载所同。建国之始,义当就职南京,明其所受;袁乃顾影自惭,妄怀畏惧,阴纵部兵,称变京邑,用以要吓国人,迁就受职,使国权出于遥授,玩视国家之尊严,其罪一也。活佛称异,势等毛羽,新国既成,鼓我朝锐,相机挞伐,举足可定;袁乃瞻顾私权,妄怀疑忌,全国请讨,置不听从,迁延养敌,废时失机,授他邦以蹈隙纵刃之间,失主权于外力纠纷之后,遂使巨蜿蜒嶂,弃此南金,万里边城,跃马可入,贻宗邦后顾之殷忧,损五族雄飞之资望,其罪二也。政体更新,荡涤瑕秽,私门政习,首宜改选,故内阁部首,须获议院同意,所以树公政之基,明众共之义;袁乃病其严责,阴图放佚,于第一次内阁联翩去职之后,尽登媕宠,嗾使军警,围逼议员,索责同意,用以示威国人,开武力政治之渐,使民意机关,失其自由宣泄之用,其罪三也。国有大维,是曰法纪,信守不立,谥为国难,乱政亟行,于焉作俑,故侵官败法,为世大诟;袁为元首,尤宜凛遵,乃受事未几,即不依法定程序,滥用政府威权,诬杀建国勋人张振武,使法律信用,失其效能,国宪随以动摇,政本因而销铄,其罪四也。国宪之立,系以三权,共和之邦,主权在民,立法之府,谊尤尊显,地方三级,制实虚冗,建国除秽,亦既罢斥。袁乃急欲市恩,妄复旧制,不俟公决,辄以令行,使议院立法,失其尊严,国权行使,因以紊乱,其罪五也。
“张振武以小学教员赞同革命,起义以后充当军务司副长,虽为有功,乃怙权结党,桀骜自恣。赴沪购枪,吞蚀巨款。当武昌二次蠢动之时,人心皇皇,振武暗煽将校团,乘机思逞。幸该团员深明大义,不为所惑。元洪念其前劳,屡予优容,终不悛改,因劝以调查边务,规划远漠,于是大总统有蒙古调查员之命。振武抵京后,复要求发巨款设专局,一言未遂,潜行归鄂,飞扬跋扈,可见一斑。近更盅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倡谋不轨,狼子野心,愈接愈厉。冒政党之名义以遂其影射之谋,借报馆之揄扬以掩其凶横之迹。排解之使困于道途,防御之士疲于夜,风声鹤唳,一夕数惊。赖将士忠诚,侦探敏捷,机关悉破,弭患无形。吾鄂人民胥拜天赐,然余孽虽歼,元憝未殄,当国家未定之秋,固不堪种瓜再摘,以枭獍习成之性,又岂能迁地为良。元洪爱既不能,忍又不敢,回肠荡气,仁智俱穷,伏乞将张振武立予正法,其随行方维系属同恶共济,并乞一律处决,以昭炯戒。此外随行诸人,有勇知方,素为元洪所深信,如愿回籍者,请就近酌发川资,俾归乡里,用示劝善罚恶之意。至振武虽伏国典,前功固不可没,所部概属无辜,元洪当经纪其丧,抚恤其家,安置其徒众,决不敢株累一人。皇天后土,实闻此言。元洪藐然一身,托于诸将士之上,闒茸尸位,抚驭无才,致起义健儿变为罪首,言之赧颜,思之雪涕,独行踽踽,此恨绵绵。更乞予以处分。以谢张振武九泉之灵,尤为感祷!临颍悲痛,不尽欲言。”
电报是概不赊欠的行当,要求真金白银,现场付讫。康圣人一不办报,二不经商,三无大宗赞助(只有宪政党偶尔能发些补贴),经济来源本来不丰,动辄通电的习惯再加上他那五房妻妾与门下食客的开销,日子过得颇为拮据。
在他之前的发明家们——比如许林格、惠更斯等人——都在试图找出一种通过电流传输,用导线或磁针的多种排列和位置改变来代表26个字母的方法。但是这样的实现方法技术难度大,工艺复杂,成本又高,很难进行商业推广。
俩人闲聊了许久,相约隔日去海口见见其他广东老乡,孙中山还旁敲侧击地问他如果穿西装回国是否会受阻挠。眼看日落西山,孙中山掏出怀里一块金表看看时间,说我差不多得走了。这块金表是旧金山一位华侨送给孙中山的,款式在当时颇为新颖,邓廷铿看着喜欢,就要来玩赏了一下。
饶汉祥因为这手四骈六俪的手段,大得黎元洪青睐,从此一生追随他左右,为他草拟了几乎全部的通电及各类文宣稿。黎这个人一辈子没什么主见,也很难说有什么政治立场,全靠着个人名望在民国官场沉浮。骈文这种废话连篇、大而无当的文体,正适合掩盖他政治上的空泛,博取大众莫名其妙的同情。所以饶汉祥的出现,正合了他的胃口。
烟台自《天津条约》开埠之后,一直是通商重镇,亦是上海联系北京、大沽、大连等地的南北电报枢纽。水下陆上电线纵横,中外电报俱集中于此处中转。慈禧的缉捕令第一个就拍到了烟台登莱道衙门。
这也是清末第一次,也是最大规模的、以电报为斗争工具的民主事件,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通电。它在极短的时间串联了舆论,凭借传统信息传递载体所达不到的高效率在大范围内发挥影响,效果卓著。尽管这一次通电并未能达到政治目的,经元善本人也因为被清政府通缉而逃去了澳门。但他的作为却点醒了一批官场和民间的明白人:“原来,电报还可以这样来用。”
比莫尔斯发明出他的电报机早84年的1753年,就有人试图用电力来远距离传递信息,这时候离伏打发明电池还有40多年呐。这位名叫摩利孙的老兄的设想很简单,很直观,也很有趣。我们都知道,静电感应是可以吸引灰尘、纸片这样的轻薄物体的。摩利孙就利用了静电的这一特性,从发报点到收报点扯了一束26根的金属导线,每根导线的末端都挂着一个金属小球,球下面又挂着一张写有字母A~Z的小纸片。发报端的人用静电机依次连接导线,导线另一头的纸片会被吸起来,收报端的人就可以按照字母纸片被吸起的顺序组成文字。这种方法稍微一推断,就明白投入实际应用的难度有多大,试想静电能有多大功率,又可能传递多远呢?就算功率问题解决了,发、收信繁琐,容易出错等问题也是这种静电电报的致命伤。所以虽然后来还有许多发明家沿着摩利孙的思路继续研究,但是始终没有一个人能造出一台用于实用的静电电报机。
此役丧权辱国,颟顸之至。不过电报在这场战争中的作用,倒是发挥得淋漓尽致,让清政府尝到了远程遥控的甜头,认识到了电报的重要性。于是从光绪十年开始,在军机处建立电报档案,光绪帝亲自下旨将电报视作公文来对待。同僚之间的电文往来,被称为“电牍”,给皇帝的电报奏折则称为“电奏”。
说到这个,不得不顺便提一下那起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海难——“泰坦尼克号”沉船事故。话说当初国际无线电报公约组织之所以选择SOS这3个字母作为国际救援信号,并不是因为有像有些人所猜测的,是Save Our Souls(拯救我们的生命!),Save Our Ship(拯救我们的船只!),Stop Other Signals(停止发送任何其他信号!),Sure Of Sinking(船就要沉了!)这些词组的缩写。只是因为这三个字母的电码“...---...”(三个圆点,三个横线,然后再加三个圆点)在莫尔斯电码中是发报方最容易发出,接报方最容易辨识的电码。
电报在中国也是惨淡经营。曾几何时,电报是华夏大地辐射最广最远的通讯手段。而随着时代进步,目前全国只保留了8个电报中心。现在的北京电报大楼这栋建筑的名字,已经名不副实,根本看不到电报业务的窗口了。
这场电战简直就如同中国古典评话小说一般:吴佩孚一员小将单枪匹马前去踹营,段祺瑞、张作霖、倪嗣冲、徐树铮四员老将各使兵刃,将吴佩孚团团围在圈中,走马灯似猛打,安福营内呐喊不断。好个吴佩孚抖擞精神,手中一杆通电亮银枪使得直似蛟龙出水、潜龙腾渊,上下翻飞,白光闪闪,电波纵横,只杀得四员老将盔歪甲裂,骨软筋酥。曹锟唯恐两军伤了和气,连连鸣金收兵,吴佩孚充耳不闻,直杀到日头西落,方才得意洋洋收枪回营……
当时胡适在北京读了这封通电,气得撰文大骂,连用了四个何必:“有话何必不老实说,何必绕大弯子,何必做滥调文章,何必糟蹋许多电报生与读者。”
通过电报,胡雪岩的每一次大笔调款活动都逃不过盛宣怀的眼睛。当胡雪岩支付完毕,阜康银行库内乏银之际,盛宣怀立刻发动了总攻。一方面,他托相熟豪绅大商到阜康银行提款挤兑;另一方面他又通过电报的传播力,以上海为中心,在各地散布“胡雪岩蚕丝生意大赔,阜康银行已面临倒闭”的谣言。一时间人心惶惶,取款的人踏破了阜康银行的门槛。

其实雷诺也不十分怕官府知道自己私建电报。反正线路已是既成事实,只消喂些银子,拿着英国的威名吓唬一番,那些胆小庸碌的中国官员谁还敢追究?
盛宣怀把谈判结果拿给李鸿章看,很快得到了批准。中国在沿海的旱线权益至此收回,如果用史书口儿来写的话,就是简单一句话:“折冲月余,丹人为之气夺。”
袁世凯麾下有一个人,不是北洋系出身,却最得袁信任。这个人叫陈宦,号称湖北三杰之一,与吴禄贞、蓝天蔚齐名。他本来是黎元洪的幕僚,后来投靠了袁世凯。袁世凯逼黎元洪来北京,就是派陈宦亲自去武汉迎接,被人讽刺说“陈宦押解黎元洪进京”。
第二条是:“不准他国及他处公司于中国地界另立海线,又中国欲造海线、旱线与大北有碍者,不便设立。”作为交换,大北公司允诺中国政府大臣及公务往来“凡从大北电线寄发者,不取报费”的优惠政策不变。
凭借这一次漫长的电报谈判所收获的权利,海旱线相接巨大的经济利益很快凸显了出来。1882年,中国电报局的电报费收入为6万余两;5年后上升为41万余两;又5年达63万余两;到1895年上升到115.5万余两。
五月二十八日,群情激昂的农民兄弟们在策动之下,一夜之间就把227根铜线电杆——那时候老百姓尚不知电报之名,都称为“铜线”或者“电线”——拔得干干净净。连木杆带电线就地瓜分,各自扛回家去。效率之高,令人咋舌。
这可就苦了那些在中国作生意的外国人。俗话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以前大家都没电报,日子也就凑合着过来;现在欧洲大陆电报密布,偏偏这个老大帝国不进盐酱,让习惯了现代文明的西洋商人们大为不满。
这是中国第一条自行设计、施工并掌管的电报线,建成的地点不在大陆,却在台湾,不能不说是一件奇妙的事情。唯一可惜的是,受制于顽固派的阻力和财力的限制,当时尚不能把台湾与大陆以电报相连,丁日昌对此引以为憾。他的遗憾一直到10年以后,才被台湾巡抚刘铭传实现:在后者的筹划下,从福州川石岛铺了一条“闽台海缆”直通淡水,全长达433里,创下另外一个中国第一,从此台湾与大陆联系日益紧密起来。
维皇汉九有,奠安东陆,时流漂荡,越在迍邅。缅维祖德,孰敢怠荒?复我邦家,义取自拯。故辛亥之役,化私为公,志在匡时,道维共济。袁乃睥睨神器,妄欲盗窃,内比奸邪,既多离德,外遂孱隤,甘为犬豚。是以四郊多垒,弗知惭悚,海陆空虚,弗思整训,财用匮竭,弗事劝徕,健雄失养,弗兴学艺,室如悬磬,野无青草,犹复养病外蒙,削国万里,失驭东鲁,屡堕岩疆,遂使满、蒙多离散之民,青、徐有包羞之妇,扼我封疆,揕我心腹,皇皇大邦,苟为侮戮,日蹙百里,媚兹一人。觉我侠士雄夫,所怒目切齿,惊惧忧危,而不可一朝居者也。夫天道健乾,义惟精一,在德则刚,制行为纯,故土不贰节,女不贰行,廉耻之失,谥曰贱淫,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自民族国家,威灼五陆,雄风所扇,政骛其公,国竞以群,是以乾德精刚,宜充斥里闾,洋溢众庶,旁魄沆瀣,蔚为骏雄,故辛亥之役,黜君崇民,扬公尊国,所以高隆人格,发扬众志,义至精而理至顺,故虽旧德老成,去君不失忠,改官不降节。袁氏身奉先朝,职为臣仆,华山归放,仅及四纪,载瞻陵阙,犹宜肃恭,故主犹存,天良安在?顾藐然以槽枥余生,不自揣量,妄欲以其君之不可者而自为其可,是何异饰马牛之骨,扬溲勃之灰,以加臭乎吾民,以淫污乎当世,而令我令公先德,皆为其贱淫,白璧黄金,尽渲其瑕秽,此尤我元戎巨帅,良将劲卒,硕士伟人,所同羞共愤,深恶痛绝,而不能曲为之宥者也。汇此种种,袁氏之恶,实上通于天,万死不赦。军府奉崇大义,慨念民生,谨托我黄祖威灵,恭行天罚,辄宣兹义辞,告我众士,招我同德。今将历数其罪,我国民其悉心以听!夫国为重器,神严尊惮,复载所同。建国之始,义当就职南京,明其所受;袁乃顾影自惭,妄怀畏惧,阴纵部兵,称变京邑,用以要吓国人,迁就受职,使国权出于遥授,玩视国家之尊严,其罪一也。活佛称异,势等毛羽,新国既成,鼓我朝锐,相机挞伐,举足可定;袁乃瞻顾私权,妄怀疑忌,全国请讨,置不听从,迁延养敌,废时失机,授他邦以蹈隙纵刃之间,失主权于外力纠纷之后,遂使巨蜿蜒嶂,弃此南金,万里边城,跃马可入,贻宗邦后顾之殷忧,损五族雄飞之资望,其罪二也。政体更新,荡涤瑕秽,私门政习,首宜改选,故内阁部首,须获议院同意,所以树公政之基,明众共之义;袁乃病其严责,阴图放佚,于第一次内阁联翩去职之后,尽登媕宠,嗾使军警,围逼议员,索责同意,用以示威国人,开武力政治之渐,使民意机关,失其自由宣泄之用,其罪三也。国有大维,是曰法纪,信守不立,谥为国难,乱政亟行,于焉作俑,故侵官败法,为世大诟;袁为元首,尤宜凛遵,乃受事未几,即不依法定程序,滥用政府威权,诬杀建国勋人张振武,使法律信用,失其效能,国宪随以动摇,政本因而销铄,其罪四也。国宪之立,系以三权,共和之邦,主权在民,立法之府,谊尤尊显,地方三级,制实虚冗,建国除秽,亦既罢斥。袁乃急欲市恩,妄复旧制,不俟公决,辄以令行,使议院立法,失其尊严,国权行使,因以紊乱,其罪五也。
这封电报在近代史上的意义极为重大,盛宣怀以纵跨政商两道的大局观,准确地判断了当前局势最有可能的发展方向,并且正式提出了“联络一气,以保疆土”的政治方案,这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东南互保”雏形——台湾学者戴玄之据此认为,盛宣怀应该是“东南互保”的首倡者。特别是中间“今为疆臣计”这一句话,表明了盛宣怀已经不把自己视为大清的臣子,而是以李鸿章的私党自居了。后人评论,这封电报“不但保住了南方半壁江山的安宁和繁荣,而且准确地预测了清末最后十年发展的脉络,它也预告了南方省份将重新主导了这个古老帝国未来近三十年的走向”。
盛宣怀先见了大东公司的总办滕恩,后来升格到中、英两国政府的谈判,在3月31日议定了一份《上海至香港电报办法合同》,许诺允许他们先架设香港到上海的海线,在宝山县城外上岸,与中国电报局的淞沪陆线相接,福州和汕头可以选择其中一个地方设置中转趸船。
吴佩孚在通电里搂草打兔子,顺便还把主战的张作霖捎带上,说奉系跟皖系卿卿我我,大军入关,也不是个好鸟。张作霖在东北作威作福惯了,被一个师长骂到头上焉能不反击?他联合倪嗣冲先后跳出来,先指责吴佩孚飞扬跋扈,目无纪律,又说曹锟是他顶头上司,这事儿肯定是他策划的,不然一个小师长哪里有这种胆子。结果吴佩孚没慌,曹锟却被这两通电报搞得手忙脚乱,被迫通电辩护。这个误会一直持续到直奉战争行将开打的时候,张作霖还愤愤不平地发通电,说“曹使养电、吴氏马电,相继逼迫”,赫然把无辜的曹锟搁到了首谋的位置。吴佩孚靠着大树,反而没受什么风波。
中国传统称太子为“储君”,也叫“储贰”或者“储副”。黎元洪当选副总统以后,他给袁世凯回了一封感谢通电。饶汉祥大概是觉得副总统这名字太白,不够文雅,就从古籍里挑出一个词来,在电稿里称“元洪位备储贰”,哄传一时。没法儿不哄,他这一“储贰”,把堂堂中华民国的副总统当成了总统的“太子”——别说那时候袁世凯还只是个不能世袭的大总统,就算后来称了帝,太子之位尚有袁克定呐。
果然如其所料,段祺瑞上了吴佩孚的圈套。吴佩孚在通电里口口声声说曹使如何如何、大总统如何如何,这是精心设计,使得段误把主攻方向对准了冯国璋和曹锟,吴佩孚这个主谋却被轻轻放过了。他利用自己师长的弱势地位,巧妙地把压力转嫁给了上头的人,自己却可安享和平的令名。
当时的孙中山名字还叫做孙文,还远没有后来的风光。他在头一年组织了广州起义,可惜起事泄密,整个行动被总督谭钟麟扼杀于襁褓,还白白折损了一条臂膀陆皓东。在扑灭广州起义后的第二天,清政府即下令在全国通缉孙文,悬赏花红银一千元的布告甚至贴到了西贡和新加坡,并加派了大量密探追查他的踪迹。如何利用电报的迅捷手段来扑灭国内外危险势力,清政府这时候已经是玩的十分熟稔,通缉电报打到了清政府驻海外几乎所有使馆,差不多成了全球通缉的阵势。
这一番言辞入情入理,说动了柯尔。第二天,10月16日,柯尔趁送煤的时候,在煤篓里留了一张字条,孙中山就在纸条上写下自己的处境,连同身上唯一的二十英镑交给柯尔。
儿子五岁即读长篇历史小说,大学想攻文史,结果却读了通信工程专业,又到大河网从事技术工作。知子莫如母,我欣赏他的文学灵性,明白他的理想守望,却没有竭力促成他的文学梦想,原因在另一篇文中谈过:“怕是我的文学生涯勾惹了他,怕他早早学了文人的做派而又练不就文人的能耐,怕他滥用了文人的感情而又长不硬文人的风骨,怕他贪图文人的风流而又经不起文人的艰辛。”如今新书付梓,儿子一偿夙愿,我密云不雨的心头终于下了第一场雨。
无论如何,光绪毕竟是大清帝国的皇帝,象征着皇家的光荣和尊贵。而且他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总还是个肯做事的皇帝,这点比起那些因循守旧的官僚们更是难能可贵。并无失德之处而要被篡废,不管是革新派还是一般百姓都是为之抱不平的。于是,民间对慈禧太后乃至整个满清官僚体系的不满,就在这一刻集中爆发了出来。
这封电报的意思是,你让我背叛张作霖当叛徒,行啊,你先背叛曹锟先,咱们哥俩都是王八蛋了。语意直白粗俚,跟吴佩孚的行文简直就是天壤之别,但道理却说的清楚无比。
19世纪的欧美活力十足,一旦有价值的新发明被提出来,立刻就会推广到四面八方,各国都狂热上马立项。短短二十年间,电报线已经象铁路一样,爬满了欧美各国。这个时候,远在亚洲的老大帝国才刚刚睁开眼睛,半是惊讶半是不屑地望着这个崭新世界。电报,不过是诸多奇技淫巧其中的一种罢了。

警方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倘若等到塔维抵达帕丁顿,再转乘别的火车离开伦敦,就会让缉捕变得极其困难。他们最初打算用马车传讯,可马车的速度岂能赶上火车?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人忽然想到了连接斯劳车站与帕丁顿车站的新型电报。虽然大部分警官对电报是什么还懵懂无知,不过死马当活马医,事急从权,也只好拿这东西来试试看。

惠斯通后来一直致力电报机的研发,在海底电缆、自动拍发等领域都做出了巨大贡献。1859年,他还曾受邀作为大西洋海底电缆的技术顾问。他与库克合作注册的电报机专利,给他带来的收益有30多万英镑,可谓名利双收。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所有的历史书上,都写着他是电报发明的前辈先驱,与摩利孙、查佩兄弟、许林格并列。电报发明者的荣誉,却与他失之交臂。

这也是清末第一次,也是最大规模的、以电报为斗争工具的民主事件,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通电。它在极短的时间串联了舆论,凭借传统信息传递载体所达不到的高效率在大范围内发挥影响,效果卓著。尽管这一次通电并未能达到政治目的,经元善本人也因为被清政府通缉而逃去了澳门。但他的作为却点醒了一批官场和民间的明白人:“原来,电报还可以这样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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